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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时代网、IT时代周刊深度观察】最近,知名电信专家、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的言论在业界引起了争议,他认为,电信网络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三大运营商应该从资本市场上退市,成为基础设施并禁止盈利。

阚凯力

阚凯力认为,电信网络主要是用来做互联网使用,电信业应该成为公用事业管理,它应该是免费的。在他看来,电信网络就和城市道路一样,它应该有国家税收支持的。然后免费的向全体的公民提供服务。他还建议考虑电信运营商退市,运营商利用资本市场来完成它的资本积累,这个任务也完成了,而且股民们、股东们该赚的钱也赚到了,所以应该退市了,换句话说就是像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全世界没有上市的吧。作为基础公共设施,不能做到不收费,但是至少有一条禁止盈利。如果自来水公司上市,而且谋求利润的话?那完了,咱们全都得渴死不可。

阚凯力在通信界素有“大炮”之称,面对电信行业每一次出现的热点、新的通信政策的解读,他一贯不作掩饰,有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IT时代网、IT时代周刊记者此前在采访他时,就曾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点。他一直是中国电信业少有的几个批评者之一。大到行业变革,小到运营业务,几乎都伴随着他的“阵阵炮声”。我们这就为读者梳理他十年来的这些与通信技术进步相伴而行的“惊人”言论,虽然语言辛辣充满争议,但其实也透露出一份用心良苦。

2005年:“中国3G可不上”

早在10年前,《IT时代周刊》就曾采访阚凯力,当时他对国内准备大规模部署3G网络持反对态度。3G技术到现在已经沦为一种过时的技术,且随着WiMAX以及超3G技术———HSDPA和HSUPA技术的成熟,3G技术已经沦为替补。这正是他建议中国应缓上3G的理由之一。阚凯力认为,在当时,3G在全世界主要还是话音业务。但是,与西方国家的状况相反,我国在总体上话音容量充裕,而联通公司的CDMA网络甚至容量过剩。从联通CDMA 1x网络的运营来看,目前中国对高速数据业务也没有大量需求。因此,对上马3G所需要的巨额投资,必然严重亏损、得不偿失,“还不如用这些钱来普及农村教育、开发西部”

2006年:如果近期上马3G,国产手机会全部死亡

2006年2月,阚凯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了他以往对媒体所表述的一贯的观点,即不赞成近期发放3G牌照。他认为,如果发放3G牌照、投入3G网络运营、量产和销售3G手机,将对企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如果近期上马3G,那么国产手机不是谁能活谁不能活的问题,而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此前有人认为,3G手机是国产手机最后一次“淘金”机会,而阚凯力认为:“不是最后的‘淘金’,而是最后的‘投井’。”阚凯力表示,那些想通过3G来扭亏为盈、重整旗鼓的厂商,尽早丢掉幻想。

2007年:国资委应该被取消、电信业重组不会有任何效果、我国已“严重落后”于全球电信技术潮流

在这一年,阚凯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接连“发炮”,称手机话费的居高不下、单向收费难以实行、漫游费不能取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电信运营商们缺乏有力的监管。国资委的职责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国资委却经常插足自己根本就不懂得电信经营领域。造成了电信运营商们唯国资委马首是瞻,而不听取监管部门信产部的意见的后果。他说,事实上,现在的国资委已经成为了我国垄断利益的总代表,它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电信等国家重要行业发展落后,国资委应当被取消。

对于当年正在酝酿的电信业重组,阚凯力认为,尽管很多人都对重组寄予厚望,但他认为重组不会对中国电信业发展有任何好处。“便如在一个农庄中,很多牛、羊、马、鸡、鸭、鹅等组成乐队进行演奏,但由于演奏效果不好,他们决定研究出解决方案,最后决定改革重组——只是将各自的位置调整更换一下。”他说,电信业重组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单纯考虑如何把运营商做大做强,对推动中国电信业发展未见得有太多好处,只有放宽一些业务的政策限制,大力推广诸如网络电话和WIFI无线宽带上网等新技术和新业务,才会对市场有促进作用。

当年5月时,阚凯力还曾表示,我国在全球电信技术浪潮面前,已经严重落后,突出表现在VoIP网络电话和无线宽带技术应用两个方面。阚凯力称,这些技术能够大大降低通信网络的建设运营成本,这也意味着,用户在使用这些新的网络系统时,能以更低的资费,甚至免费享受到丰富的业务。阚凯力指出,我国已经严重落后于世界通信技术发展的潮流,不但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严重落后于和我们处于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落后于比我们经济还落后的印度。

2008年:炮轰视频新规、“五合三”重组方案是庸医杀人、山寨机是我国手机业一次革命

2007年12月29日,信息产业部网站上发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此新规由广电总局与信息产业部联合颁布,其核心内容为对网络视频发布采取准入制,要求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企业必须获得广电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并是具备法人资格,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的“专享”。阚凯力对此表示,新规从本质上看是错误的,根本行不通的。

他表示,广电总局十分看好互联网产业,而在互联网中,视频业务是最大的潜力股,也是转换为盈利模式中最好操纵的。“因此广电总局要拉上信产部,新规定要求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就是卖信产部一个面子,让电信运营商去做这些事情。”“在我看来,新规定完全是倒行逆施,这对所有的民营互联网公司都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互联网市场的发展。”

2008年初,针对当时盛传的“五合三”(方案的具体内容是:中国联通保留G网,并与中国网通合并;剥离出的C网归中国电信;而中国移动与铁通合并)的电信运营商重组方案,阚凯力说,2001年电信南北拆分,当时我就说它是“百害而无一利”、“横拆不如不拆”、“庸医杀人”。目前传闻的“五合三”方案,同样是“百害而无一利”、“重组不如不重组”、“庸医杀人”。他表示,几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当年电信的南北拆分是失败的,历史同样会证明目前传闻的“五合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荒谬方案,一旦实施,必将对我国电信事业的发展造成比当年更大的损失。

当年6月,阚凯力在回答媒体关于山寨机的相关问题时说,我们要对山寨机如何正确看待,它到底是不是那种所谓毒瘤或者癌症?我的观点恰好相反,我认为山寨机的出现,是我国手机产业的一大创新,是对手机产业链的一项重大革命,是我国手机业兴旺发达,而且在世界上日益发挥更加重要作用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2009年:目前内地不应当取消漫游费和座机费

当年5月,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国家发改委曾经向国务院提交一份计划书,当中提及有意取消移动电话漫游费和固定电话月租费,目的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另一个目的则是促进3G服务的使用。阚凯力则表示,这一传言绝对不靠谱,目前内地不可能也不应当取消手机漫游费和固定电话座机费。

2010年:三网融合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运营商做操作系统与应用商店是退步

2010年3月,阚凯力针对三网融合发表评论说,“三网融合的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阚凯力教授语出惊人。首先,不存在三网,只有电信网和广电网这两个网。它们在技术上区别不大,只是所有者不同。而计算机网即互联网不是一个网,它是在电信网、广电网基础上来实现一个功能性的业务;其次,不存在电信网、广电网两网的融合问题,这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只有电信、广电业务的双向进入,即电信网络可传送广播电视节目,广电网络可从事传统电信业务。

同年9月,阚凯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智能手机其实就是一个小电脑,是手机的电脑化。它应该由用户由使用者来挑选自己要用的软件。运营商推出的定制手机,捆绑的业务消费者不想要,想要的没有,消费者不买账,运营商做这些是一厢情愿。

关于中国有没有必要推出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的问题,阚凯力表示完全没有必要。手机想拿操作系统限制住用户是不可能的,自己搞的操作系统也不一定比国外的好,目前移动OMS,联通的UniPlus等系统名为自己的,实际上内核都还是国外的(采用谷歌Android内核),搞自己的操作系统目前没有这个能力,有能力也不应该做。而且做出的操作系统如果应用不通用,对消费者不利。虽然苹果做应用商店,iOS,但苹果不是运营商,而中移动也做应用商店(MM),等于是承认自己“综合信息服务商”的定位破产了。运营商想“包打天下”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应该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平台,一个管道,而且应该是一个透明的管道,而这却是目前运营商最忌讳提的。

2011年:淘宝是网购市场的最大受害者、电信业员工生活每况愈下

当年5月,阚凯力在“完善网络诚信体系,探索新型治理模式”专家研讨会上谈及电子商务发展及网购存在问题时表示,淘宝是一个信得过的企业。因为“淘宝是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生,壮大起来的”。对于网购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消费者是受害者之外,淘宝也是最大受害者。

同年11月,阚凯力表示,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爆发期后,从2000年开始,电信业在10来年中处于增量不增收的状态。通信的业务量迅速扩展,移动运营商每年扩容至少20%以上,但是收入增长得却很慢,甚至是负增长。他表示,业务量扩展和资费下降让电信业负担不小,很大程度上,电信业员工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基层员工一个月也就一两千块钱左右,在偏远地区更是普遍现象,早就没法和其他行业比了。经过这些年的体制改革,消费者还是得到很多让利的”

2012年:根本不存在短信“红名单”、中国宽带“相对价格”很高

当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一批国际国内大品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劣行。其中称中国电信有可能是泛滥成灾的垃圾短信的幕后“黑手”。阚凯力则认为,从技术层面上说,运营商可以屏蔽垃圾短信,但是,由于垃圾短信过于海量,仅靠机器过滤,不可能分辨出所有的垃圾短信;从企业层面,运营商没有发送垃圾短信的动力,但是不排除会有个人靠此盈利。

为什么有些人永远收不到垃圾短信?对于坊间传言存在手机用户“红名单”一事,阚凯力表示根本不存在,但依靠发送垃圾短信盈利的民间公司或个人,确实对手机号码有个自行分辨,对于一些“不能碰”的号码,绝不随意发送垃圾短信。

同年5月,阚凯力表示,我国的宽带网速从全世界来讲是中等偏上,而收费从全世界“绝对价格”来讲,总体是处于中等水平,这是一个客观的状况。

2013年:看衰虚拟运营商,称创新空间有限

当年1月8日,工信部公布《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探索让符合条件的中资民营企业开展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并在获得工信部颁发的牌照后,正式成为虚拟运营商。不过,阚凯力却公开表示并不看好民营资本涉足通信转售业务,并称政府这个时候提出虚拟运营,已经晚了。

在阚凯力看来,即使拿到虚拟运营商牌照,也并不等于其虚拟运营业务会取得成功。他指出,工信部的试点方案并未对电信转售业务的批发价格作出规定,这可能导致虚拟运营商与基础运营商产生竞争。

他同时警告申请牌照的企业,如果真的能够通过创新电信转售业务获得真金白银,则一定要非常小心,“基础运营商可能会说我自己来干”。“现在的虚拟运营商面对着截然不同的环境,网络不同,终端不同,业务不同。虚拟运营商能做什么(创新),我想不出来。”阚凯力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虚拟运营?原因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觉得已经晚了。”

2014年:电信业将重回垄断 20年成果恐毁于一旦

去年,阚凯力就“铁塔公司”成立一事在文章中称,垄断性铁塔公司将严重损害我国电信事业的发展。因为如果铁塔公司是独家垄断,那么就很难有积极性来及时满足电信运营商对基站站址和铁塔的各种需求。这就将影响到各运营商网络技术的有效发挥,也就不能及时满足市场和消费者需求。......按照这一逻辑延伸下去,又同样可以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扩大为基站内的全部移动通信设备。如此一来,所有的移动基站都将被垄断,而三个运营商也将失去无线网络,成为仅仅负责业务销售的“虚拟运营商”。由此可见,铁塔公司的成立,不过是我国电信业重回垄断的第一步。20年来我国电信业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的成果,恐将毁于一旦。【责任编辑/刘佳庆】

来源:IT时代网                                                            时间:2015年01月14日 

阚凯力:我主张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到国外!

2015-04-21

原文题目:中国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2014年12月25日凤凰新闻)

晨雾 / 转帖

本文为2014年12月25日凤凰新闻对阚凯力的访谈。阚凯力,1945年生人,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曾任美太平洋贝尔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经理,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特别顾问;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银行电信政策和发展战略顾问,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被称为“电信业的大炮”。

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

问:我们知道您有在国内外最好大学的教育经历,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您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影响。

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

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心就坏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

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

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来,我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斯坦福大学给我留下了什么?课堂里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却融化到了血液里面。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我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里有电话了。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后来,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比较了解现在的学生怎么想。现在的学生主要考虑的不是社会需求,而是哪个行业挣钱多或者是有铁饭碗。这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导致他们学东西特别死,知识面特别窄,根本没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问:今天中国学生的共性问题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统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系统性问题?

我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是老师为学生服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

教授搞到了项目,挣到钱就进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务分配出去,让学生给自己做项目。有的教授自己开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还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没拿到项目,也没办公司,那怎么办?让学生去公司兼职,把学生给“出租”了。公司一个月给教授四五千,而学生只拿到四五百,变成包身工了。

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

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生一年要交几千块。

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当贪官污吏,连这个给朝廷的养廉银都交不起,实在是浑蛋逻辑。

1949年以前,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现在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或者说,学生在教授这里打工几年,给教授赚够了钱,才给你毕业,这就是一种官方合法的卖学历。

当然,还有很多非法的卖学历。全中国有多少“在职博士”?很多是国企老总、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学历无所谓,但是体制内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学历。有几个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们又有几个人来上过课?

他们的博士怎么来的?无非是拿钱买的,而且是拿国家的钱买的。他们以国企或政府部门的名义,给教授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做不做得出来无所谓,这是辛苦费嘛!钱归教授,找点儿发票凑一凑就报销出来了。这样,教授就让其他的学生替这些人上课、考试、写论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业链,就是论文代写。价格也不贵,几千块钱一份,还有信誉保证,不通过不收钱。美国一年才出三万多博士,中国现在一年就出五六万博士,世界第一。这不是活见鬼嘛?十个有九个是假的!

合法的腐败和灰色的腐败,做的全都是卖文凭的生意,这就是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硕士、博士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问:那么您个人在学校里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阚凯力:难呀!大学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

我2000年到北邮经管院作院长,当时也是满腔雄心壮志。在我们院的成立大会上,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为建立中国的斯坦福大学而奋斗”。我说,清华号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北大号称是中国的哈佛,我们北邮要为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而奋斗。结果没过两个月,我就不敢再提这事儿了。

我当时做院长,开始还在院里讨论“到底是学生为老师服务,还是老师为学生服务”,后来也讨论不下去了。这就像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讨论官员是不是要公布个人财产。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结果。现行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触动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体制结构了。

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过,中国大学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体制不行,校长都是上面指派下来的。转业来个什么政工干部,没地方安置了,就在学校里面添个副校长,然后他就等着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国的《高教法》,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评论就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校长是负得了这个责,还是负不了这个责?

我同意朱清时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邓小平搞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会教书,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来指挥。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沿着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的大学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学,那么政府就有出钱的义务。为什么?因为办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无权干预学校内部从行政到学术的各种事务,连北洋军阀时代都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喊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赚钱的吗?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西方的名牌大学,即使很多私立学校,也绝对没有给股东分红的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是聘请的社会名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最好地服务社会。

现在中国大学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系统,学校领导都是官,分什么副部级的、局级的。这样下来,中国的大学就是两个字的目标:一个是权、一个是钱。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里培养不出大师?”靠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大师,简直是扯淡。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养猪卖钱,完全失去了大学的精神。

问: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学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在现行体制下,你会给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什么建议呢?

阚凯力:这个建议还真不太好说,恐怕还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张,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国去读研究生。这样可以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去学习,学完回来能够有用武之地。当时,对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这时候,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知识已经接触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费青春。

更大的问题是,在我国,现在已经很难培养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着不肯进去。这时,幼儿园阿姨出来了。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阿姨说:“老师,我来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我还有一个早年的“海归”朋友,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终于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来源:凤凰新闻)

原载:2014-12-25 凤凰教育

信息来源:2015-04-21 微信公众平台看中国

来源:搜狐                                                 时间:201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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